【经文】明必死之路，严刑罚也。[议曰：孔子曰：“上失其道而杀其下，非札也。”故三军大败，不斩；狱犴不治，不可刑。何也？上教之不行，罪不在人故也。夫慢令致诛，贼也；征敛无时，暴也；不诫责成，虐也。政无此三者，然后刑，即可也。陈道德以先服之，犹不可，则尚贤以劝之，又不可，则废。不能以惮之，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，然后待之以刑矣。”袁子曰：“夫仁义礼智者，法之本也；法令刑罚者，治之末也。无本者不立，无未者不成。何则？夫礼教之法，先之以仁义，示之以礼让，使之迁善，日用而不知。儒者见其如此，因曰：治国不须刑法。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。法令者，赏善禁淫，居理之要。而商、韩见其如此，因曰：治国不待仁义为体，故法令行于下也。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，怨则怒也；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，慢则奸起也。本之以仁，成之以法，使道而无偏重，则治之至也。”故仲长子曰：“昔秦用商君之法，张弥天之网。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，天下响应。人不为用者，怨毒结于天下也。”桓范曰：“桀、纣之用刑也，或脯醢人肌肉，或刳割人心腹，至乃叛逆众多，卒用倾危者，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。”故曰：仁者，法之恕；义者，法之断也。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。故孙子曰：“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取。”此之谓矣。]

        【译文】明确告诉人民群众死路是什么，这是为了树立国家法律之威严。[孔子说：“当权的丧失道义却杀部下，这是不符合礼义规范的。”所以三队大败，不斩将领；有法不依，不能动用刑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权者对人民没有进行教育，责任不在民众。蔑视法律而自取灭亡的是盗贼；横征暴敛的是暴君；不预先告戒民众，却责备求全的是民贼。政治制度没有这三种弊端，然后才能实行法治。宣传文明道德来使人民心悦诚服，这样做行不通，那么就树立有德行的人作为榜样来教育人民；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，那就证明世风日下，仍然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，这就得用刑罚严励制裁了。”东汉袁安说：“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是法律的基础，法、令、刑、罚，是政治的延伸。没有基础，法治就无从建立，没有派生的东西，政治制度就无法完成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实施以文明道德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，必须以仁义礼仪教育人，然后以有教养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给以示范，使人迁恶向善，使人民群众每日每时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，成为自觉的行动。儒家看到这种情况，于是说：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。他们不明白对下面实施法治，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。实施法治，是为了扬善抑恶，提倡文明，禁止荒淫。这是治国原理的关键。法家如商鞅和韩非子等人看到这种情况，于是说：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，只须推行法治即可。结果因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，人民产生怨恨，有怨恨就要愤怒。有仁义而无刑法，人民就会轻慢，邪恶就会随之产生。以仁义为根本，靠法令来实现，双管齐下，二者并重，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。”所以东汉未哲学家仲长统说：“从前秦国因商殃变法，张弥天之法网以便严密控制天下苍生，然而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，天下云从响应。举国上下都不愿为朝廷效力，这都是因为老百姓极度的怨恨郁结于心的缘故。”南北朝史学家桓范说：“夏桀、商纣使用刑罚，不是把人做成肉酱，就是剖人心腹；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，终于因此灭亡。就是因其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。”所以说，法律是以仁的宽恕作为本体，以义作为断案依据。由此可以明白，孙子所说的“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得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