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经文】夫冬日之阳，夏日之阴，万物归之，而莫之使。至精之感，弗召自来。待目而昭见，待言而使令，其于理难矣。[《文子》曰：“三月婴儿，未知利害，而慈母之忧喻焉者，情也。”故曰：言之用者小，不言之用者大。又曰：不言而信，不施而仁，不怒而威，是以天心动化者也。施而信，言而信，怒而威，是以精诚为之者也。施而不仁，言而不信，怒而不威，是以外貌为之也。]皋陶喑而为大理，天下无虐刑；师旷瞽而为大宰，晋国无乱政。[庄子曰：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圣人无为，大圣不作，观于天地之谓也。”]不言之令，不视之见，圣人所以为师，此黄老之术也。[ 《文子》曰：“圣人所由曰道，所为曰事道，犹金石一调，不可更事，犹琴瑟每调，终而改调。故法制礼乐者，理之具也，非所以为理也。”昔曹参相齐，其治要用黄老术，齐国安集。及代萧何为汉相，参去，属其后相曰：“以齐狱市为寄，慎勿少扰也。”后相曰：“治无大于此者乎？”参曰：“不然。夫狱市者，所以并容也。今君扰之，奸人安所容乎？吾是以先之。”由是观之，秦人极刑而天下叛，孝武峻法而狱繁。此其弊也。《经》曰：“我无为而人自化；我好静而人自正。”参欲以道化其本，不欲扰其末也。太史公曰：“参为汉相，清静寡欲，言合道义。然百姓离秦之酷扰，参与休息。无为，故天下俱称其美矣。”议曰：黄老之风，盖帝道也。]

        【译文】天下万物都自觉向往冬天的太阳，夏天的阴凉，并没有什么人让它们这样做啊！可是在精诚的感召下，万物都不叫自来。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，号令的指挥，它们才这样做，这在道理上很难讲得通。[文子说：“刚满三个月的婴儿是不懂利害的，然而仁慈的母亲对婴儿还是要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，忧虑之情溢于言表，这是因为至情使然。”所以说语言的作用是不足称道的，语言后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。文子还说：“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，不施惠就仁爱，不发怒就威严，这是大自然的自在精神。施惠才能做到仁爱，说话才能让人相信，发怒才能让人感到威严，这是内心真实情感的作用。施惠也做不到仁爱，说话也不能让人相信，发怒也不能让人害怕，这是由于装样子要人看的缘故。”]皋陶虽然是个哑巴，但他作为大禹的最高法官时，天下没有酷刑；师旷是个瞎子，但他作了宰相后，晋国没有乱政。[庄子说：“天地有伟大的美德，四季有严格的界线，万物有各自的规律，但它们都不说话。圣人无力，更高的圣人寂然不动，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的规律啊！”]象这样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，不观望就无所不见，就是圣人所要师法的。这就是黄老治国之术的理论根源。[文子说：“圣人所师法的是‘道’，按照‘道’去行动叫‘事道’。就好比金石只有一个音调，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，遵循‘道’做事，就象琴瑟都各自有调，一曲终了必须改变调韵一样。所以说法度和礼乐，都是治国的手段，而不是‘道’的本体。”从前曹参在齐国当丞相的时候，他就是运用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，使齐国安定繁荣。等到代替萧何当汉相，要离开齐国时，嘱咐接任他的齐国宰相说：“我要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附给你，希望你谨慎从事，不要过于频繁地去骚扰犯人。”那位接任的齐相说：“治理国家的事难道没有比这些再大的了吗？”曹参说：“不能这么讲。刑律、监狱这类法治工作，几乎包括其它方面的所有事情。如果过分频繁地骚扰犯人，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何处容身呢？假如他们真的走投元路，社会的问题只会更多，更糟糕。所以我把法治一向放在第一位。”由此看来，秦国的法律过于严酷，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奋起反抗。汉武帝刑法森严，因此制造了许多冤案。这就是法治的蔽端。《道德经》说：“我无为，人民就自我教育；我宁静，人民就自觉自愿的走正道。”曹参想用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，而不动用其它举措来干扰根本dafa。太史公说，“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，清静寡欲，为政合乎黄老之道。当老百姓终于摆脱离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，曹参给了他们修养生息的机会。做到了无为而，所以人民大众才都称赞他的美德。”黄老的无为而治，实际上就是五帝的治国之道。]